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一度沉寂的古典题材的连环画创作再度受到青睐。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数年间，以姚雪垠的小说《李自成》和古典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出版也再度繁荣，同时，借用古典题材进行传统文化普及的连环画作品也开始多了起来。
由于毛泽东对姚雪垠创作《李自成》的重视，使得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尚未完成便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，姚雪垠凭此得脱“文革”冲击，《李自成》也以其新历史观成为为历代农民起义张目的代表性文学作品。从70年代后期开始，以此小说为脚本改编的连环画，仅成套出版的就有江苏人民出版社、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、辽宁美术出版社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6种之多。几种套书中，出版册数最少的是陕西人民美术版，可见的虽有标明第8册的《石门平叛》，但第6、7两册却并未见出版，故而此版本实际只有6册出版。余下5种版本中，少则 10 册，如江苏人民版、天津人民美术版的皆是如此。多者如上海人民美术版，全套27册，直到2001年4月方才最终出齐。
这些套书的出版单位不同，参与的画家也各不相同，其艺术风格和水准自然也有不同的变化。江苏人民版 10 册的绘制者虽然有多人，但每册都是数位画家共同完成，因而套书的风格前后一致，其线条精劲，在丰富的疏密对比中颇能显示作者们严谨踏实的创作态度。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 10 册，除 1、4、5、9等四本作者相同之外，余者画家皆有不同，所以这套书在整体风格上的差异较大，而一些名家如戴敦邦、陈惠冠等的加入，使部分画册的质量较为突出。辽宁美术出版社的12册《李自成》，在画面的整体风格上尽管明显地追求一致，但画家天性的不同，还是使作品呈现出或粗犷或细腻的细微区别。
出版册数最多、周期最长的一套《李自成》，是上海人民美术版。早在 70 年代初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决定将《李自成》改编成连环画套书，并组成了施大畏、罗希贤、崔君沛、徐有武和王亦秋等5人的创作小组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至第 1 册出版时已是1978年4月，到1985年3月，共出版了25册，2001年4月又新出版了2册，这样-共是27册。为了保证整套书人物形象、艺术风格的统一，5位创作成员在共同完成第1册《清兵人塞》后，确定了主要的人物形象，然后才分工完成。这种组织方式，有效地避免了长篇套书中经常存在的千人一面或前后不一的毛病，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套连环画在最初的5位创作成员之外，还有江云、魏忠善、方瑶民、桑麟康、韩硕等参加绘制，而崔君沛一人就画了12本，使这套作品带有强烈的崔君沛个人色彩。就整体风格而言，各版《李自成》都坚持写实的表现方式，力求在真实的情景表现中突出人物的英勇与不凡，上海人民美术版在追求这种英勇与不凡的同时，更加强调在黑白对比中形成阴郁沉雄的画面色调，从而表现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与凝重感，并因此而有别于其他版本。
1979年4月，河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戴敦邦的16图的彩色连环画《逼上梁山》。随后，以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传》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新作开始不断涌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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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自成连环画 《逼上梁山》延续了戴敦邦在《陈胜吴广》中的探索，但色调更加浓郁，人物造型亦更具个人化特点。在《陈胜吴广》中，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主角塑造的英雄化特点，如那个时期所有作品中的英雄一样，动作夺张激烈，充满激情。而《逼上梁山》中的人物，虽然延续了夸张的动作，但与以往的张扬相比，呈现出含蓄而更具张力的特点。如第8幅白虎堂缚林冲一图，林冲双臂被执、咬发不屈的神情，颇有京戏中武生的造型意味。
戴敦邦的用笔，最初颇受王弘力的《十五贯》影响，有灵动又不失张扬的特点，然而在《逼上梁山》中，戴氏连环画风格已经明显，线条趋向于凝练、沉稳，画面也更趋完整。不过，画家对背景、道具的重视，在画面中依然清楚可见，其画面布局，也各有出处，充分表现出画面内容鲜明的时代特点。如对汴京风物的描绘，显然是借鉴了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严谨、写真的方法，以细密繁琐的线条再现了北宋都城的雄壮与繁华；缚林冲图中的白虎堂，也令人想起开封龙亭上的建筑形制；而杀陆谦、上梁山两幅，亦有明显南宋山水画的布局特点。戴敦邦在谈及历史题材的连环画创作时明确说道：“创作历史题材的连环画，我以为还是力求符合历史真实为宜。”“像戴敦邦这种在连环画创作中深挖作品的时代特点，使人观之有更强的历史感，已成为中国连环画家在创作与历史相关的题材时普遍性的追求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历史题材的限制，而成为古装连环画的一个重要形式特点。在一些有影响的古装连环画如《十五贯》、《东郭先生》、《西厢记》等作品中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，戴敦邦的创作，正是这种创作观的新发展。
或许正是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，推动了连环画家创作的不断发展。戴敦邦对画面细节的重视，使得他在进行创作时总要仔细阅读原著，对原著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和重要细节认真推敲。而这种推敲，又使画家更深刻地理解原著精神。在作一般的历史题材创作时，理解原著精神或许不过是帮助画家更好地塑造人物的性格特点，但在进行更加复杂的人物心理与性格的表现时，理解原著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便近乎于文化判断了。因此，这种创作的方式，最终推动的是画家对作品中文化精神的理解，从而导致画风的变化。戴氏在80年代初以来创作的连环画《红楼梦》，由插图而至全套，由写实而至写意，皆能展现原著精神，画家也由一一位历史题材的连环画家转而为红学专家，作品由现实主义风格转向江南文人追求的精雅趣味，莫不因此。
同样以画《红楼梦》著名的画家丁世弼，在其创作方法上也是遵循熟读脚本、体验生活，研究人物的模式。不过，与戴敦邦趋向严谨的造型方式相较，丁世弼更注重的是创作时的一气呵成（比如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5册《红楼梦人物故事》）。因此，戴敦邦笔下的红楼人物细腻妍雅，风神超逸，极富韵致，又因铁线描的大量运用，使读者在观读中体验到情感压抑的特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