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环画大师王叔晖先生

王叔晖，女，字郁芬，祖籍浙江绍兴，生于天津。现当代杰出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家。历任出版总署美术科员，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美术室图案组组长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组长、专业画家，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、第三届理事。连环画代表作有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生死牌》《杨门女将》，单幅人物画有《王昭君》《李清照》《花木兰》等，晚年以《红楼梦》人物创作为主。代表作《西厢记》获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的绘画一等奖。

王叔晖的祖籍是浙江绍兴。她的父亲随祖父到京城，在一金姓人家学徒，帮助主人锤金页子。民国初年，她父亲和三哥跑到天津，开办了天津第一座浴池一华园大澡堂。那时候她的父亲得一女儿，取名王叔晖。

王叔晖在天津住了9年，并在天津竞存小学读书，度过了她此生中仅有的两年半的学生生涯。当时，教室里的第一排有一把红椅子，最后一排有一把黑椅子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坐红椅子，成绩最差的坐黑椅子。王叔晖曾因成绩突出而坐上了红椅子，她发现坐这里离老师很近，于是就偷偷给老师画像。没想到被老师发觉，罚到最后一排坐黑椅子去了。

此时的王叔晖十分聪颖，哥哥弟弟都让小叔晖帮助做作业，她就连带把这些知识掌握了。

王叔晖的父亲很少问及她的学业，因为他在家的时间本来就不多。他曾任甘肃皮毛局局长、江西烟酒工业局局长，其时，他已玩乐成性，又娶了一房年轻貌美的姨太太。他的官做了不到3年便被免职，于是王叔晖随她的三哥来到北京。

到了京城的小叔晖没有因不能上学而感到痛苦，12岁的她看重的不是课堂和老师，更愿意无拘无束地玩耍。看到戏班子唱戏很有意思，她曾经动了报考戏班子的愿望。

怕她外出淘气的大人，给她剃了光头，让她在床上学女红。她被困在床上，开始鼓捣旧相机，竟学起照相来，对着取景框里的人物和景物，她忽然想起了上学时的爱好：画画。于是，她看着窗外雪后的景致，饶有兴趣地摹画起来。家里来了客人，她便在一边偷偷描摹客人的服饰。家里人看到她的画，都觉得画得还挺像。一日，有位客人发现了正在画画的她，仔细审视了一番她的“作品”，郑重地向她父母建议：送这孩子去学画吧，或许将来会有出息。

就这样，15岁的王叔晖开始学画，她的启蒙老师是既是绍兴同乡又是亲戚的吴镜汀、吴光宇兄弟。吴光宇长王叔晖4岁，他介绍王叔晖进了中国画学研究会。

中国画学研究会始建于1920年，会址设在中山公园“来今雨轩”东侧。研究会汇集了京城的一批画家。一位名叫孙诵昭的女画家对王叔晖格外赏识。孙先生出身书香门第，自幼读文史，亦通琴棋，曾在京城女子师范大学等数所高等学府任教，并在研究会任评议。1949年后她任职于中央文史馆和北京画院。

孙先生发现，这个小姑娘的功底不错，肯用功，便特意告诫王叔晖：书画同源，想画好画，须先练好字，多写斗方大字，腕力练到家，勾线才会流畅自如。王叔晖照此练习，笔下功夫出现了明显的长进。入会三年间，她几乎年年得到研究会颁发的奖品。她参加学会第二年的作品是一幅仕女人物图轴，所绘内容是四名妇女在树下捣练的情景，人物参考了宋人《捣练图》，而情景却是王叔晖的独创。《艺术旬刊》为此点评：“取径高古，神理毕具，殊不易得。”周养庵会长看到该作后，赞赏之余，特意在画上挥毫题道：“闺秀中近百年无此笔墨。”周会长还聘请她担任研究会的助教。广济寺大悲殿的三十二观音应身画像，皆由中国画学研究会派人绘制，参与绘制的唯一女性便是王叔晖。

1930年，王叔晖的家庭发生了变故。王叔晖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生活的开支，她心里清楚，除了画画卖画，别无他法。到1949年前，王叔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，多数是人物画。画价最高时卖到一平尺12元现大洋（包括扇面）。特别费力的题材如《百子图》另加5倍，《百美图》加10倍。由此看来，王叔晖可以供养母亲和承担弟弟上学的费用。

数十年后，谈及往事，王叔晖说：“我1949年前的生活，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：穷、忙。生活所迫，想不穷就得忙，但忙了半天，也还是穷忙。”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她学会了抽烟，学会了熬夜。卖画收入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，于是作画之余她开始收徒授课。

1940年夏天，王叔晖携学生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举办了一个画展。画展的名称是“逭暑雅集”，由吴光宇先生题写。既然是师生画展，所有学生就都有作品参展。但王叔晖明确规定，不为展览的事情请客花钱登报，卖画所得归个人，作为先生，她一概不提成。此事一方面表现了王叔晖低调行事的风格，一方面表现了她宽广的胸怀。

1982年，王叔晖接受《连环画论丛》副主编曹作锐的采访时说：“1949年前，我画了二十多年，不论什么扇画、条屏、中堂或百子图、百美图都画，大约画了有一千多张。但是，好作品并不多，因为那时我来不及仔细推敲，我要赶时间，要多画。我靠卖画养家，靠卖画给母亲治病，不多画就揭不开锅。只有到1949年后，我的艺术创作道路才算是真正开始。”

北平解放那年，王叔晖通过考试，进入出版总署参加工作，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小学课本画插图、地图。当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，亟须创作健康向，上的连环画作品。1949 年，她创作了连环画《木兰从军》和《孟姜女》。不久，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，她被调入出版社，任创作室组长。当时的人民美术出版社聚集了徐燕孙、卜孝怀、墨浪、任率英、刘继卣、林锴等杰出的中国画人物画家，是北方的连环画、年画、宣传画的创作中心，与连环画的发源地、连环画创作重镇上海遥相呼应。

王叔晖深知自己的底子薄，就利用空闲时间抓紧学习，首先是补上了人体写生、素描等专业课程，其次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。出版社资料室有一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以前几乎没人借阅过，她发现之后如获至宝，借来后不仅通读，而且做了大量笔记和临摹。

从1949年到“文革”前，十几年里，她创作了大量连环画。除了两部《西厢记》之外，她的连环画重要作品还有：《孟姜女》《木兰从军》《河伯娶妇》《墨子救宋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生死牌》《杨门女将》等（这些作品在a8z8连环画网站都有收录）。她的连环画代表作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，许多作品发行量在百万册以上。

王叔晖作品

王叔晖认为：“别瞧连环画这个东西小，要打算把它画好，并不容易。它不仅仅表现在画面上，那画面以外的辛苦更多。打个比方吧，演员只管演戏，不必管服装道具，舞台布景，那些事各有专人负责，而这连环画呢？画家除了脚本之外，一个人什么都得管，连导演的事情都得担起来。”她强调细节的真实，曾说：“我们画连环画时，有好些资料要靠平素积累，脑子里要像有个底片箱，需要哪个就抽出一张来。如果只在接受了脚本之后再去现找，脑中全无印象，到茫茫书海里去捞针，那就难了。

除了平素积累，也需要体验生活。《生死牌》原是梅兰芳剧团根据同名湘剧改编的京剧，她画戏曲连环画《生死牌》之前，专门到梅兰芳剧团去看排练，默记演员的招式；还到东安市场的盔头铺去画戏装写生。大热的天气，她不畏酷暑就在那里画，一件蟒袍就要画两三天。她说：“必须胸有成竹，才能提笔作画；心里没数，提笔就画，难于画好；即使画好了，也是碰巧，不足为法。”

从共和国成立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中国的绘画除了主旋律创作，除了个别如齐白石、李可染等大师的创作，最精彩的要数连环画创作。连环画中，《西厢记》是最精彩的作品之一，而彩色连环画《西厢记》中又属《听琴》一幅最为经典！

1953 年，中央在全国开展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的运动。人民美术出版社想配合出版《西厢记》的四条屏，把创作任务交给了王叔晖。四条屏是年画的一种，是农家喜爱的一种张贴画的形式，每一个竖长的条屏上有四幅作品，四个条屏共十六幅，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彩色连环画有十六幅。但谁都没有料到，这部彩色四条屏连环画，日后成了载入新中国美术史册的佳作。1983年外文局对外发行的《中国画报》曾计划陆续介绍中国绘画作品。编辑部专门征询美术理论家江丰（曾被打为美术界头号“右派”）的意见：该从哪部作品开始介绍？江丰先生脱口而出道：“王叔晖的《西厢记》！”于是 1983年第一期《中国画报》，将十六幅本的工笔彩色连环画《西厢记》全部刊出，可见其艺术水准之高。

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名作《西厢记》，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爱情故事。相传这个故事发生在山西永济县（现永济市）的普救寺。王叔晖未去过永济，因为时间紧，她选择了建筑上有代表性，也是她熟悉的北京广济寺为参考。

《西厢记》的人物刻画生动，栩栩如生，造型准确，环境充满诗情画意，色彩典雅，线条流畅。这部作品，王叔晖似乎投入了一生的情感及几十年画仕女画的经验。在《西厢记》完成10年之后的 1963年，这部作品荣获全国第-届连环画创作评奖的“绘画一等奖”。

王叔晖先生终生未嫁，但从四条屏《西厢记》看，她是将对爱情的理解、对爱情的追求全部表达在作品中了。

工笔人物画在传统中国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，而工笔人物画中，仕女又是非常重要的绘画对象。工笔仕女也是工笔人物画家们绕不过的创作对象。近现代以来的潘絮兹、黄均、任率英等许多画家都在工笔人物上有所创造。但在工笔仕女的创作上，这些大画家似乎都略逊于王叔晖。这也是大家公认的。对于仕女画的创作，王叔晖先生的美学观点是美而不媚。她笔下的莺莺堪称工笔人物仕女的典范。比如莺莺的面部造型，虽然是对古代仕女的描述，却也是符合现代人审美标准的表达，所以整整影响了一代人。

王叔晖在莺莺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情感，莺莺的一笑一颦，都刻画得生动得体。

《听琴》一幅，是表现才子弹琴、佳人倾听的场景。才子因得不到莺莺而琴遣心声。墙外，几竿微斜青竹旁，莺莺探身，侧耳倾听，端庄娴雅，琴声顺着风儿飘来，莺莺已然听到张生心声。

王叔晖在创作中一方面坚持其美学思想，一方面注意透视关系、人体结构和素描关系。比如张生在屋内隔着窗纸弹琴，不要说在晚上，即使在白天，我们也不能看得如此真切。王叔晖在这里使用了中国戏剧诗意审美语言，让大家在一幅图中，同时感受到莺莺的期待和张生的琴声。谁注意到这个细节呢？-般读者是注意不到的，这也是王叔晖的高明之处。

由于各种原因，她创作的几千幅作品中，男性人物很少，晚年画《红楼梦》人物系列画时，她是打算最后才画宝玉的，但最终未能如愿。但她对人间爱情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，是由衷的。

由此看来，她在对张生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是下了功夫、注入了情感的。她为这个人物定下的基调就是：一介书生，感情专一。张生有才情、气质，是王叔晖心目中的理想角色，也是我们普通读者喜爱的形象。在《西厢记》的十六幅画面中，张生十五次出现，在画面中换了七八套服装，在生活中似乎不大可能，但这就是王叔晖的高明之处。让大众欣赏的作品，如何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，就是创作者需要研究和创作实践的。

十六幅《西厢记》的描绘，胜过万语千言。

彩色连环画的成本高，定价也高。也许由于价格的原因，王叔晖为了满足普通读者的要求，1957年又创作了128幅的白描本《西厢记》。

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，邮票设计家刘硕仁代表邮票设计发行局找到王叔晖，提出邀请她设计《西厢记》邮票的想法。1980年，王叔晖画完了四幅《西厢记》邮票图稿。四幅画分别名为《惊艳》《听琴》《佳期》《长亭》，即张生惊艳、莺莺听琴、佳期相会、长亭泪别。

1983年2月21日，特种纪念邮票《西厢记》发行。那一年，王叔晖已71岁高龄。一个多月后，3月24日出版的英国《集邮周刊》，以全套《西厢记》邮票作为该期的封面；5月号的英国《外国邮票》月刊，在封面显著位置刊登了《听琴》这枚邮票。评论文章认为，这套邮票无论构图、色彩还是印刷，都非常成功。邮票上的人物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它不仅仅是邮票，更是精美的艺术品。

国内的“最佳邮票评选”活动将这套邮票评为1983年最佳特种邮票。日本的集邮杂志将其评为1983年中国最佳邮票。

邮票《西厢记》使王叔晖获得了更高的声誉，拥有了更多的读者。

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是共和国成立时的特殊产物。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急需创作大量的年画、连环画、宣传画，而能够很好、很快完成创作的画家并不多，这样的画家也是社会所需要的，于是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全国各地寻觅人才，并将他们调入出版社。出版社向这些画家下达创作任务，除了工资外，完成任务后，还有可观的稿费。一般而言，这些画家也不会给其他出版社画稿子。时过境迁，如今已是市场经济时代，像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就要求出版社要在签约作者方面有所作为，这个方式与当年出版社调进画家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王叔晖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组长，在当时著名画家云集的人民美术出版社，创作室组长是个很重要的位置，首先要以身作则。

王叔晖当年的同事刘迅在三十多年后撰文回忆说，她每天总是很早到办公室，先把本来就没有什么灰尘的桌子（因为每天下班前她都要把桌子擦干净）擦一遍，然后边研墨边读书边考虑当天的工作。王叔晖在1960年文化部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发言中提道：“我要抓紧工作，多做些工作，因此，中午也总是不停地画画，每天晚上不是画画便是学习，到12点左右。画《生死牌》的时候为了赶任务，而晚上又不好着色（看不清），我便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画铅笔稿，以便白天着色，使创作能提前完成。因为体会到普及作品的重要，同时也体会到作品必须真实，我在画画时，每个细小的地方都不放松，例如画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仅收集资料就用了两个多月，画上的服装、道具、发饰，都有实物根据。我觉得这样看了才能叫人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。又如画年画《西藏和平解放》，我到班禅驻京办事处、民族事务所详细了解藏族风俗习惯。因为画得真实，它被当作学校的直观教材。

王叔晖在创作前，正是因为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素材的工作，多次的艺术构思，多次的写生，多次的观察，不断地产生新的想法，几易其稿，才创作出像《西厢记》等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。

王叔晖退休后，仍然关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发展，接出版社的约稿。像《红楼梦》人物画，王叔晖前后共画了“红楼十二钗”中黛玉、晴雯、王熙凤等八个人。这组作品边画边出版，大多已作为单幅年画发行。可惜的是，在画《惜春作画》时，她突然故去，使这曲最后的生命咏叹成为绝响。

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著名书法家沈鹏写下悼诗：

楼院昏昏落日斜，忽闻女史走天涯。
魂归泉路钗销折，画到西厢玉绝瑕。
一管串联红锦线，百年来去白荷花。
仙游应化花中蝶，梁祝相随舞万家。

在王叔晖先生的追悼会上，既是王叔晖同事，又是画家的姚奎、张广、徐淦、王里、许全群、徐希、林锴、江荧联名写了一副挽联，对王叔晖先生的一生贡献做了最为贴切的评价：

将普及者提高，将提高者普及，善始善终真同道也；
为红花之绿叶，为绿叶之红花，洁来洁去岂常人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