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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描述了一个生活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妇女在十年动乱中的经历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欧阳端丽的一家受到了冲击：公公的定息和工资停发了，家被抄了，房子被封了，小叔和小姑也分别上山下乡去务农……
在这段厄运频来的日子里，欧阳端丽为了把这个家撑持起来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。她给人家带过孩子，又到街道生产组去做工，生活使她长了见识，壮了胆量，敢于顶住种种压力。后来，世道发生了变化。随着政策的落实，这一家的房子收回来了，停发的工资和定息补发了，下乡务农的也回城团聚了，欧阳端丽又重新过着过去那种富裕、舒适的生活，但她总觉得缺少些什么…
故事通过欧阳端丽一家命运的沉浮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：时光终究是不会白白地流逝的。
欧阳端丽凌晨四点就起床了，她将所有的棉衣都套在身上才出门，但来到马路上，才知道上海也有这么料峭的北风。早起的理由有些荒唐——买菜。
端丽穿过马路，赶上几个走在前面的人，街面不时有房门打开，有人走到马路上来，来往的人由零落到现在的熙熙攘攘，原来早上有这么多人需要早起。
来到菜场的端丽被现场踊跃的气氛震慑住了。每个菜摊前都挤满了人，在这儿每个人都表现出与体格不对称的强壮。端丽显得落寞而又单薄。
上海人对于排队是十分热衷的，但现在即便你起个绝早，排在第二、三位，等待一开秤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排在第十七、十八位了，哪怕你前面只是一块砖头，刹那间也会变出许多人来。他们互相证明，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。
生活的巨变使得端丽不得不为每日的开支殚精竭虑。端丽被人流挤到肉摊子跟前，这也促使端丽下了吃顿荤菜的决心。手中一块钱已经被她捏出了水来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推挤，端丽在拥挤的过程中看中一块肋条肉，在卖肉师傅的催促声中，端丽要了那块肋条，师傅一刀下去，扔上秤盘：“一块两毛！”端丽还在为多出两毛而计较，排在她后面的人已伸手来抢，端丽也顾不得拘谨，伸手抢下肉来，掏出荷包付钱。
蛋和肉一起烧，味道很好。孩子们十分爱吃，端丽又从禽蛋柜前，称了半斤鸡蛋四毛四分。作两天开支也超过四分。管它呢，过了这两天再说。端丽挤出人群倒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她吐了口长气，转回头走出菜场。
端丽回到家后，送走上班上学的家人，才记起收拾一下自己。对着镜子，端丽看到自己竟然没有梳洗过已在外面奔了一圈又回来了。想着从前的自己，端丽使了三次劲才抑制住在眼眶内回旋的泪水，但鼻子酸得难受。
端丽在吃早饭的时候，小女儿咪咪过来请示，想到门口站一会儿，端丽制止了。她怕咪咪和邻居孩子接触。一旦有了纠纷，对于出身不好的自己家庭是相当麻烦。咪咪很乖巧，有些忧愁的叹了口气，就走过去趴在窗口，一动不动的朝外面一个方向看。
咪咪一边看着砂锅里面的肉，一边向妈妈报告姑姑和“甫志高”出门去了。端丽听着也没放在心上，砂锅里的肉香味在空气中弥散，十分馋人。可是肉却缩小了，端丽惶惑地看着它们，不知该如何阻止它们继续缩小下去。
端丽伺候一家子吃罢午饭。松了口气，准备找几件旧衣服，翻拆添补，重新做件棉裤。刚从外面回来的小姑子文影打趣了几句嫂子，也拿起剪子帮着拆了起来。说来也怪，过去啥都不缺的辰光，姑嫂俩为添置一件衣裳而互相较劲，眼下东西被抄光了，反而和睦了许多。
端丽找出几件旧衣裳，在身上比划，文影在旁作参考。端丽原意是用几件旧衣服拼接一件自己穿的棉裤，文影却认为棉裤不好看。说起嫂子刚结婚时，漂亮的模样。
说到激动的地方，两个坐下一起回忆起旧日美好的时光。端丽叹了口气，把两人一下拉回到现实中来，文影也说起自己的担心：以自己的出身，毕业了，肯定要到外地去的。
端丽安慰了几句，也实在找不出好的例证。现在自己的处境也是勉强渡日罢了。又能拿出什么来慰藉自己的亲人呢！端丽不自觉地站起身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。
端丽每天上菜场，总要被一些荤菜、时鲜菜所诱惑，总要超过预算。她不会克制、俭省，不会瞻前顾后，却很会花钱。她所习惯的生活已经过去，她觉得自己很苦，可钱迅速地少下去，没了，她苦恼得很。
端丽晚上和文耀商量，文耀比她还发愁。最后仍然得由她来想办法，把家里一些用不上的衣服卖掉。文耀听了这个主意兴奋了半夜，仿佛好日子又要来临。
端丽经过仔细的筛选、分析，挑出一包衣服。端丽叫过女儿多多，让她把衣服拿去寄售商店卖掉。多多认为这是十分丢人的差事，很不情愿去。端丽也认为贫困如同罪恶一般见不得人，但她没有选择，还是劝住多多领着咪咪一起去了寄售商店。
端丽刚送走多多，婆婆这边传来很响的说话声。端丽忙过来劝阻，原来小叔子报名参加什么战斗队，要去黑龙江支边了，婆婆为此大为恼火。
端丽过来给婆婆沏了杯茶，说了几句宽心的话，婆婆眼见木已成舟，自己再固执也改变不了大局，只长叹一口气，算是默认了这个结果。
端丽端个茶杯正准备进屋，就见多多离老远兴奋地边跑边叫唤，端丽忙把两个孩子推进屋关上门，轻声说：“不能让爷爷奶奶知道我们卖东西，阿爷阿奶要生气的。”多多这才将卖得一百零五块钱和单据一起交给妈妈。
晚上，夜深人静了，端丽把今天的收入告诉了文耀，文耀骤然间听说有一百多块钱兴奋得一下子跳到桌子，眉飞色舞地比划着要怎样去花这一百多元钱。
端丽一声不吭地看着文耀比划，待文耀说完，端丽算起自己的账来，除去水电煤气菜金，剩下的也仅够贴补下月的家用，文耀听完，也叹了口气，他只会叹气了。
端丽到现在才发现自己的丈夫是这么的无能，过去她依赖他，任何事情他都能解决，其实他的所有能力就是他父亲的钱，现在他的能力随着他父亲的钱财一起消失，反过来要依赖端丽。
眼下这个境况，端丽后悔起自己当初辞掉代课老师的决定，要是现在自己还是个教师，那么一个月怎么也有五六十元工资了。五六十元对于现在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啊！
端丽看着现在的老公，又想起老二来，当初要学画画，请了家教，没几天又改了学外语，又请家教，结果也没多久的耐心。反是家里怕累坏了身子。伺候月子一般侍奉着，左右还算运气，连滚带爬的也考上了高中。
眼看着要考大学了，不知别人怎么认为，端丽倒为了他捏了一把汗。这当儿搞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废除高考制，简直是救了他，只可惜也并没给他另一条路走。
端丽半夜三点钟就跑了出来，她豁出去了，她不信她的诚意感动不了上帝。其实买鱼是相当辛苦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鱼是较为便宜的荤菜，所以这个摊位前的竞争就尤为激烈一些。
前面的人越来越多，不断地把她往后边挤，离柜台越来远了。还好，卖鱼的营业员过来写号了，这是防止插队的有效办法，那人将队伍整理一下，从耳边取下粉笔开始写号。
端丽心里很不舒服，有一种屈辱感。衣服上写个号码，叫人想起犯人的囚衣，到了她的号时，她揭开袄前襟的一角，让那人将字写在那里，那人也好说话，就写上了，只是提醒别蹭掉了。
鱼是限量供应的，只排了六十个号，每人限购两斤。到端丽买时，端丽十分激动地将篮子放在柜内，正准备将鱼放进篮内，营业员忽然停止了：“你的号呢？”端丽揭开袄角一看，自己也大吃一惊，原来写在羽纱上的号码被挤蹭掉了。
营业员不由分说就要将端丽推出队伍，端丽绝望的扒住柜台，几乎要哭了，这时住在端丽楼下的阿毛娘替她作证，前后号码一核对，正好缺中间一号，端丽前后面的人也作证她一直老实地站在这儿，端丽提着鱼仓皇的逃离开了。
端丽路上遇见阿毛娘和几个妇女，端丽也有些面熟，她认为应该向阿毛娘表示一下谢意。一旁的金花阿姨热心的关心起端丽全家的生活状况，并主动为端丽介绍照顾小孩的工作。
金花阿姨晚上就把孩子领来了，孩子叫庆庆，父母双职工，三十八岁才得这么个宝贝，不舍得送托儿所。虽然顾虑到端丽的家庭成分问题，但也觉得这样的家庭习惯好，讲卫生，有规矩，所以就送来了。
端丽第一次煮牛奶，没想到沸腾的牛奶是这么迅速地溢出钢精锅，把她吓了一跳，险些儿把手指头烫坏了。
喂庆庆吃东西是一桩顶伤脑筋的事情，他拒绝进食，四处躲闪，连哄带灌，总算喝下半杯牛奶。不料他咽喉一咕噜，全都吐了出来，前功尽弃，奶腥味搅得端丽也想吐。
生活的磨难总是接踵而至，二叔文光下乡的通知已发出了，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出发，端丽无暇顾及其它，所有的事在这个时候谁也指望不上，只有她一个人扛着。她吩咐文影帮文光拆洗被褥，让文光列清单购置生活必须品。
文光提醒嫂子，凭通知可以买帐子，线毯之类的床上用品。端丽问文光为什么要插队，文光考虑好久才给出答案：“也许是忒无聊了吧！”
趁着庆庆睡觉，端丽跑了一下午，去了公公的单位，又去了文光的学校。两边都还通情达理一共补助了七十元。本来没有什么大指望，得到了这些钱如同发了横财一般高兴。
端丽将自家卖梳妆台的钱也拿了出来，七拼八凑终于有了两百元钱。星期天，孩子不送来，端丽陪小叔子上街买东西。文光在拥挤的人群面前很怯懦，不敢挤，挤几下就退了下去，永远接近不了柜台。
文光要走了，婆婆哭得昏天黑地，端丽一定不让她去火车站送，让多多请半天假照顾庆庆，自己和文影去火车站送行。
早上，端丽买菜回来，照例弯下腰拿牛奶，可是地上只有一摊碎玻璃。肯定是那些调皮捣蛋的野孩子干的。不过这牛奶是庆庆的，要赔偿的，瓶子加奶要近四毛钱，可是笔不小的开支，端丽低头沉思着。
阿毛娘见状出来搭讪，要端丽骂他们十八代灰孙子，端丽不响，阿毛娘继续传授她的人生哲学：“做人不可太软，要凶，就像挤公车一样，越上不去，越要横命地挤。端丽若有所悟。
家里文耀和孩子们都起来了，多多在打扫房间，她现在已将一部分家务接了过去。干得不坏，就是有个毛病，牢骚太多，十分烦人。
端丽看着咪咪搀着庆庆过来，才想起牛奶的事，忙从书包里掏出两毛钱让咪咪去排队买瓶牛奶。咪咪虽然最小，却最懂事，谁让她生不逢时，刚懂事就遇乱世呢。
端丽找出一件半新的旗袍，给多多改件上衣。刚将衣服剪缝个大样，多多回来穿在身上就是不肯脱下来。端丽说衣服还没做好，这样多多才恋恋不舍地脱了下来。
新一波的打击又袭击了这个家，文影这届毕业生插队落户一片红，全部到外地去，统统不予照顾，全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这下全家齐聚开会讨论对策，结果是赖着不走。
方案定了，落实下来却不容易，学校、街道，轮番派人来做思想工作，办学习班，逼着表态，最后用出杀手锏—学校联系了爹爹的单位，将文影生活费停发，爹爹因此挨了批斗。
上山下乡已成定局，越晚走，去的地方越荒芜。文影选择江西，家里倾其所有为文影准备一份行装。她远不如文光好将就，什么都要。
如果没有钱满足她的要求，她就哭，哭得肝肠寸断。端丽把积攒的钱全部拿了出来。多多也将扑满奉献了出来。端丽为女儿的成长感到十分欣慰，对于小姑子的柔弱和蛮缠十分气闷。
她深感到这家的子女都很无用且自私。楼下阿毛娘的大儿子去安徽插队，运行李那天她看见，只有一只板箱，一个行李卷，放在三轮车上一捆就驮走了。
给文影送行的场面极其凄楚。文影用眼泪告诉家人，她是这个家庭的受害者，全家人都对不起她。送行的公公由此引发的一番感慨很让端丽难受。生活啊！到底该怎样才能见到曙光。
庆庆要进幼儿园了，离开那天，他居然抱着端丽的脖子放声大哭，哭得大人心里酸溜溜的好一阵难过。毕竟人是有感情的，何况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多。
庆庆一走，端丽才发现每个月少了近二十元收入，生活又陷入了入不敷出的景况。端丽买了一盒水果蛋糕去找金花阿姨，再帮着找一个孩子。金花阿姨一口答应，但礼物死也不肯收。
过了两天，金花阿姨来了，并没带来确切的回音，却带来了一斤三两毛线。说是别人委托织件绒线衫，工钱讲好给四元。端丽推托了几下，也就将活接了下来。
端丽专心专意，日赶夜织了一个星期不到，完成了。收入了四元，正好赶上付掉煤气费。她觉得自己很狼狈，可又有一种踏实感。她觉得自己的力量过去一直沉睡，现在醒来了，这使得她勇敢了很多。
端丽现在在菜场敢和别人争辩。来来念书时，在学校受到欺侮，她跑到学校，据理力争，迫使老师、工宣队师傅让那孩子向来来道歉。她不再畏缩，重获自尊，但那是与过去绝不相同的感觉。
端丽又去找金花婆婆，但一见自己织的那件毛衣套在金花婆婆身上，她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其实不用开口，金花婆婆也知道她的来意，就推荐她到工场间去工作。
端丽谢过金花婆婆，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，抚摸一下金花婆婆身上的毛衣，金花婆婆打了个哈哈，开解了端丽几句，端丽心怀感激的回去了。
在进工场间这件事上，端丽从金花婆婆家出来直接到里委会申请。可能工场间缺人到了无处拖延的地步了，端丽这位“资产阶级少奶奶”竟顺利的进了车间，做了临时工。
工场间里都是一些身体不合格无法插队的男女老少。端丽的到来倒有些惹眼，做的工作就是绕半导体的线圈，枯燥且无聊，但端丽上手后就没有报废一件，她既兴奋又得意。
工间操的时间，工友开着粗俗的玩笑，猜测着端丽的家世。端丽本想和大家聊聊，但见大家这么说，她就不好意思起来，干脆低下头又做起活来。
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，多数人不回家，他们早上把饭盒送到居民食堂蒸热，这时就在工场间里吃饭。端丽初来乍到，没有经验，中午得急忙朝家里赶。
上午的新鲜劲消失，下午的工作就无聊透顶了。好容易熬到工间操时间，端丽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，站起来同大家一起走到工场间，站在弄堂里，她觉得很惬意。
这天夜里，非常意外的，文影回来了。虽然只去了五个月，但大家都觉得如隔三秋。文影虽然黑了瘦了，但精神很好，十分兴奋地讲述江西农村的乡下见闻······话十分稠密。别人休想插言，问她怎么回来了，只说是看病。
文影精神出了状况。星期天晚上，婆婆把文耀、端丽找来，要同他们商量文影的事，让大家想想办法，然而她一上来就定了调子：精神病院是绝对不能去的。
文耀端丽只好沉默着。婆婆引导似的说：“我们乡下，有一个类似的，什么药也没吃，结婚过后好得清清爽爽。”端丽这才明白婆婆的意思，让文影嫁人，哪怕放弃户口的优势，嫁个周边的地区。
意见统一，当即给宁波乡下一些远亲写信，文耀执笔，端丽口述，婆婆适当的补充几句，找了个体面的理由一只想往近点调，距上海近点。关于病，就写的比较含蓄：“受了点刺激，身体不好。”信就发出了。
事情一件接一件，多多中学三年毕业要分配了，又是一片红，据市乡办人说十年、百年后仍是一片红，这样才能代代红。但只是传言，回到家，多多告诉她，晚上学校要来家访，让她在家等着。
晚上，工宣队师傅和老师果然来了，摆出了一堆道理，甚至把李铁梅都搬出来了，最后又以出身为要挟，文耀支吾不知如何是好，端丽火冒三丈，说出无数理由。工作失败，工宣队师傅和老师溃退。
多多的同学都走了，多多自己不定心了，端丽强硬地拒绝，反而使多多安定了下来。在家里帮着料理家务照顾弟妹。端丽工作也就特别安心，每月从四十元的收入中抽出十五元给婆婆，充作文影的生活费。
宁波方面早已接上头，只是介绍的人家总不称心，直到八月才初步选定了一家，各项条件都很优异，全家同意见面，同意相亲。
立秋这天，那人来了，由端丽婆婆的一个亲戚陪同。小伙子长得不错，身高体阔，头型时尚，上衣兜里装着三杆钢笔。正巧是星期天，端丽想方设法弄了一桌小菜待客。
吃过饭，婆婆打发文影去休息，然后叫住端丽和客人正式谈判。端丽见婆婆神色有些张惶，知道她是怯场了，这事少不了又落在自己身上。端丽心里也是一阵为难，但她知道自己必须镇静下来。
端丽支开孩子，送走出门的丈夫，这个家在关键时候男人一个也指不上，这也仿佛是上海这个地域的传统。婆婆怕端丽借故离开，一直拖着她的一个胳膊。
谈判在一问一答中进行，气氛相当尴尬。端丽也无计可施，只能靠聊一些不着边际的鸡零狗碎和反复添水来冲淡气氛。一瓶水不知不觉中就没了。
端丽去添热水的空当，无意间听见了两位客人的对话，原来年长的客人在劝年轻人接受这桩婚事的目的是贪图她家的产业。虽然被抄家了，但终归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！端丽的心拔凉拔凉的，站在门口怔住了。
端丽将婆婆拉倒厨房，将刚才听来的话一一转述了。婆婆愣怔住了，过了一会儿，眼泪都下来了，这次婆婆决定权利下放，让端丽带文影去看病，暂时放弃相亲。
文影的病需住院治疗，医院病床紧张，端丽又设法托人找关系。她如今又工作了，有了新的社会关系。工场间的阿姨虽然粗鲁，却很热心，热心中掺了点好奇，因此促进了热心。七转八弯，居然也弄到了一个床位。
下午，婆婆去看了文影，回来就哭。以后，每个人去看望回来都唉声叹气，言语之间，不免有些责备端丽心狠手辣，似乎她把妹妹送入了地狱。
端丽压力很重，而且有些负气，于是更加觉得对文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这责任压得她很疲倦，很紧张，可却也使她精神大振。
她几乎每天下班跑医院，看望文影，向医生询问情况，多挣点钱为文影买营养品，她请金花阿姨又找了一个孩子带。这孩子，基本上由多多负责。
文光回来了，是探亲。假期续了几回，也没有回去的打算。后来干脆懒得续假，他每日睡睡懒觉，逛逛马路。和从前一样无聊，只是多了一个抽烟的习惯。这回他可是真个儿没出息透了。
到了七三年，下来一个文件，凡有医院证明有病的或独养子女，均可办理回沪手续。端丽行动起来，到处奔波，为文影办理病退。手续十分顺利，只是最后还需去一次江西。
去江西的最佳人选是文光、文耀兄弟两人中的一个。他俩一听说出远门都互相推诿，端丽只得亲自去了一趟。去了十天，一切处理顺利，带不回的全部就地变卖抵了路费。
到家后，全家都很喜欢，文影的病情也有了好转。端丽一阵轻松，腿却软了，不由地瘫坐了下来。一家人惊慌地围住她，问她怎么了。她噙着泪喃喃地说：“总算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团团圆圆了。”
喜事接连不断，端丽转正了。文影病好后分配做了幼师，来来做了售货员，多多终于没有走，在一家工厂做工人，独文耀兄弟两人一切照旧，仿佛被生活遗忘一般。
伟大的一九七六年，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文光也将户口办回，原来查抄物资都退回，工资和停发定息补发，存折还了，封条启了，人心也沸腾了。
父亲拿到了十年强制储蓄起来的一大笔钱，豁达的分给每个子女一份，另外，又给了端丽一份。端丽立刻回绝了，婆婆也一味让她拿，文耀都急了，忙起来将钱接了过去。
当天夜里，他们就把钱存进了银行的通宵服务处。回去的路上，上海显得格外热闹，返城的、平反的、找工作的，汇成了这座城市的主流。每个人面上都露出欣喜之色，严冬过去了。
以后的十几天里，端丽跟着文耀一起跑商店，添置家什，那种失而复得急需补偿的心态比任何时候都迫切。谁又能保证过去的时光不会重来呢，钱其实只有花掉了才实在。
这个时候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文耀从文革中的啥事都往后缩到现在一跃而到了台前。这个时代的更迁仿佛激活了文耀的神经。从前那个风流倜傥，挥金如土的大少爷又回来了，在添置衣服和花钱上，文耀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定和洒脱。
南京路上，人来人往，十分拥挤。人们像排队似的慢慢行走着。在这里人们只是为了走走，看看，买买东西。这是一条没有目的的路。端丽老习惯不了，每次都是文耀将其拉住，生活的节奏变了。
以后，她时常出来逛了。偶尔真能买到一点新鲜东西，就算买不到什么，也能了解市面上的商品信息，服装款式。渐渐的端丽也对逛马路产生了兴趣。
金花婆婆要给端丽家介绍个保姆，这让端丽十分窘困。生活中的突然变故从来都不和你商量。端丽推说还没考虑好，说一有消息就让孩子来告知阿婆，阿婆倒一如既往的热情。
文耀拉着端丽走进百货商店，挑中一款冰箱，然后走到付款处，唰唰地点出一百多元钱，轻巧地往小玻璃窗里一递。那派头，那风度，大方而优雅。端丽满意地抚摸着冰箱，心想：今天终究不是白逛的。
端丽做了头发，整理完毕以后，她对着镜子出了一阵神。镜子里的形象，她既感到陌生，又感到熟悉，她欣慰地发现，自己还没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端丽和文耀走在马路上，头又抬了起来，身躯又挺拔了起来。她很满意，自我感觉变得相当良好，她想，还可以再好好地生活一番呢！
这时候，公公的一些旧日朋友又重新走动起来，里面有不少端丽要好的小姐妹，社会活动频繁起来。开始频繁的出入宴会舞会，互相打量衣着首饰，暗中较劲。
端丽在生活方面决定应该好好补贴一下孩子，她决定给三个孩子各买一块手表。给多多买了一块瑞士罗马表，来来却不太热心，只顾忙着功课，准备考大学。
端丽问来来喜欢什么样的手表。来来敷衍一下，随便你定吧，只不过是看一下时间、款式不要紧。端丽疼惜的打量着瘦弱的来来，真的不知从哪儿下手将她爱惜起来。
端丽对现状比较满意，开导来来说，苦了十年，现在应该享点福了，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就太傻了。来来说：文革中我们这种人拼死也上不了大学，现在好不容易也有这个机会，不努力会后悔的。
文耀回来时，带回一架四喇叭收录机，全家欢腾，各人都有各人的打算。端丽也高兴，是为了家用电器的日益齐全。大家商量着如何安置这个收录机，兴奋地什么事都忘了。
家里现在都在为文影的婚事着忙。如今，有了一份可观陪嫁的文影，已不乏追求者，轮到文影挑挑拣拣。文影对自己估价很高，造成现在高不成，低不就的尴尬局面。
往复折腾了几次，文影很不开心，似乎有时要犯病的样子，家里人极担心，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散心。姆妈陪她去了一次苏州，回来后精神好了许多。
端丽趁机劝诫小姑子文影，没想到引来文影的一通冷嘲热讽。使得端丽一整天的憋气，胸口起伏着，焦灼地等待文耀回来，好向他倾诉一切。
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，有时在自家里开，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关键阶段，从不参加，咪咪只坐在旁边看，土里土气地傻笑，新衣新鞋也舍不得穿，有点乡下人的派头，小家子气。
恢复了夜生活的端丽养成了晚起的习惯。十点钟才起床，穿着睡衣在屋内走来走去，这样一来，房间就嫌小了，端丽就和婆婆商议要回底楼阿毛家住的那间房子。
阿毛家在房管处的催促下，终于搬走了。端丽想起阿毛娘过去对自家的种种好处心里倒有点过意不去，买了一只蛋糕，表示恭贺乔迁之喜。阿毛娘拒绝了，端丽将蛋糕放在车上，很落寞地上楼了。
当一切都成习惯的时候，端丽的新生感却慢慢地消失尽了。她觉得百无聊赖，她想干点什么，却没什么可干的，太无聊了，无聊到烦闷。
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，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学。端丽为她收拾行李送走了来来，多多也出嫁了，家里倒冷清了起来。其实物极必反，祸福两易，什么花能常开不败呢！
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，以为家里客人多，迎来送往的太累了，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西湖玩玩。端丽也以为自己累了，想出去散散心，或许情绪能好转。
在西湖的三天，还是愉快的。跟着旅游车，凡事不用操心，可以尽兴地玩乐。三天之后，旅游车返回上海，别人回去都有工作，我回去该干点什么呢，端丽又一次陷入沉思。
文耀上班走了，临出门前嘱咐端丽，如果待在家里闷得慌，可以去外滩看看，那儿景色不错，江面也十分开阔，端丽无力的点点头。
外滩的确比过去壮观多了。货轮客轮穿梭如织，各人忙着各人的事，只有端丽一个人没有目的四下闲逛。端丽感到十分孤单冷落。
回来经过南京路，路上行人稀少，都忙在各行各业的岗位。路人多是游客和外国友人，不时有人停下来向端丽问路，端丽逃也似的跑回家去。人生轻松过头了反会沉重起来，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。
晚上，端丽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出神。文光拿着稿子，念念叨叨地走了过来。文光告诉嫂子，经过这么多波折，他才明白过来，人生的真谛就是自食其力。这让端丽十分感动。
端丽忽然想哭，她好久没哭了。生活尽是好事，已用不着眼泪了。眼泪还是下来，流入嘴中咸而且苦涩，她好久没尝到这滋味，她如今什么味也尝不到。
天，开始下雾水了。夜深了，时间在过去，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。它给人们留下了什么，蓓蕾的绽放，或者凋落。它终究要给人们留下一些什么，它不会白白流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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