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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提要】王根生九岁的时候，父亲被吃人的旧社会折磨死了，母亲无法养活他，将他途进了美帝国主义者办的孤儿院。从此，王根生就象进入了人間地欲，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推凌。正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，玉根生获得了解放，党把他从死亡中拯数出来。解放后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頜导下，王根生和所有新中国的青少年一样，过着幸福撤快的生活，茁任地成长着。
金工车间的回忆对比座谈会上，支部书记老李的话刚完，青年技术员王根生霍地站起来，要求发言。大家知道这个年轻人在旧社会受过迫害，会场顿时呈现一片严肃的气氛。
王根生眼里喷着怒火，扬了扬手里的报纸，颤声说，美帝国主义吹嘘的‘和平’‘民主’‘自由’‘平等’，全是鬼话，我要揭穿他们的欺骗，我要控诉他们的血腥罪行！…………
我出生在人称天堂的杭州，父亲是个人力车车夫。1946年，我九岁，一天，父亲拉一个国民党军官经过西湖边，他嫌父亲拉得慢，对他背上就是一脚。
父亲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摔倒在地上。幸亏一个邻居经过，把他送到家里。
晚上，一家人正在着急，忽然门“砰”地一声，车行老板陈老四闯了进来，说父亲欠他车租，本利共是五石米，立刻逼着要父亲归还。
家里连烧粥馍的米都没有，哪有钱还债！陈老四也知道逼不出油水，他一眼看见我姐姐，就不由分说，把我姐姐拉去抵债。
父亲被陈老四一逼，又气又急，病势立刻转危，临死，他紧紧拉住我的手，两眼瞪得大大的，像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，可又说不出来。
留下母子两人，眼看着将被活活地饿死。一天，母亲听人说，美国人（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名义）在杭州办了个孤儿院，就想把我送去，让我逃一条命。
第二天一早，母亲给我换了一件浆洗得干净的衣服，送我到孤儿院去。
孤儿院门口站着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察，母亲上前对他说了几句，那警察就没好声气地说：“丢在这里吧。”
母亲一听，眼泪不由唰唰地滚落下来，紧紧地抱着我。那警察像个凶神，把刺刀一横，对母亲吼了起来。
母亲哭着走了。我扯开嗓子直叫： “妈妈！妈妈！”母亲猛地回过头来，哑着嗓子喊我，她的心已经碎了…………
从此，我便被关进了阴森森的孤儿院（浙江省区救济院育幼所）。第一天吃饭的时候，所里发给我两个生满黄锈的小洋铁罐，叮叮当当，跟着一群难童去吃饭。
饭里尽是米蛀虫，散发出一股霉烂的气味。我已有好几天没有吃过饭了，也不辨滋味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不几口，就扒完了两小罐饭，想再添，可是所里规定，不论人大人小，一律只能吃两小罐。
晚上睡在潮湿的泥地上，上面铺一层薄薄的稻草，两个人合盖一条又狭又小的破被头。
和我同铺的难童叫阿炳，他生得又矮又小，面黄肌瘦，身体常有病。我怕他夜里冷，自己宁可少盖一点被头，让阿炳睡得暖和些。
阿炳也和其他难童一样，身上长了很多虱子，还有疥疮。原来所里从来不发替换的衣服，破了无人补，脏了没法洗，夏天也不给洗澡。
一到冬天，日子就更难过了。所里只发一套又破又薄的小棉衣，根本不发袜子和鞋子，大家光着小脚拖一双美国兵的破皮鞋。脚上的冻疮磨烂了，鲜血直流。
我们只穿过一次新衣，那是第二年秋天，总经管的美国人要回国了，所长把全体难童集合起来，要我们和那个美国人一起照相。
所长替那个美国人吹嘘一通后，叫人发给每个难童一套新衣服。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漂亮的衣裳，心里真开心。
哪知刚刚照完相，所长便马上命令我们把衣裳脱下来，我们才知道受了骗。原来美国人要那张照片，是为了拿着它可以到处招摇撞骗，吹嘘他们在中国办的所谓“慈善事业”。
那些管理人员，都是毫无心肝的野兽，却偏要我们叫他们“先生”。这些“先生”都自备打人的工具，一不称心，就毒打我们。
打的时候还不准你叫，不准你哭。有一次，一个难童无辜被罚打五十下屁股，打到四十九下的时候，他痛得实在忍不住了，叫了一声“啊唷！”
这一下，“先生”马上像野兽似的号叫起来：“重打！”而且还要他记数，忘了还要再重新打。
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，生病就是死路一条。有一次，我得了恶性天花，整天昏迷不醒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问一声。只有阿炳坐在我身旁，看着我默默掉泪。
到了第七天，阿炳大着胆子去报告了训育主任。训育主任见我快要死了，就吩咐一个老佣人，把我丢到荒野里去。
那老妈妈也是穷苦人，她看见我被害成这样，禁不住伤心落泪。她摸摸我的额角，发觉我鼻孔里还有一点热气，就怎么也不忍心把我丢到荒郊去喂野狗。
老妈妈向训育主任苦苦哀求了半天，训育主任才同意暂时不把我丢出去。就这样，我这条命才留了下来。可是我的好同伴阿炳，却因为长期遭折磨，生了重病。
阿炳的病一天天重起来，在死的前几天，他还对我说，长大了要去做建筑工人，为大家盖房子，或是做个农民，多种些粮食，让孩子们都能吃得饱。说这话时，他的眼睛又明又亮。
不料有一天半夜里，他忽然浑身发高烧，口渴得受不了，慢慢向墙角里的一只痰盂爬去。
他喝完了痰盂里的脏水，就再也爬不动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起来不见了阿炳，扭头一看，只见他躺在墙角里。我伸手摸摸他冰冷的手脚，不由得放声痛哭起来。
这时候，训育主任来了，她觉得阿炳死得“奇怪”，便把阿炳的尸体卖给医院去解剖。在死人身上，她也不忘要捞一笔钱。
阿炳死后，我又同另一个难童虎根同睡一个铺。虎根比我大五岁，没事时，常和我一块玩，一块晒太阳。
这天，我们正在晒太阳，忽见训育主任来了，虎根忙拉拉我，叫我快走。因为所里有个规定，孩子们见到管理人员，都要敬礼。可是大家都恨他们，不愿意向他们敬礼。
虎根跑得快，转眼不见了。我拖着一双又重又大的破皮鞋，跑不几步，就被训育主任抓住。她厉声喝问：“看到我为啥要逃？还有一个是谁？”我不管她怎样问，就是不答腔。
训育主任不由暴跳起来，随手抽出一根顶端带有钉子的木棒，没头没脑，对我就是一顿毒打。
这一顿毒打,打得我皮开肉绽,鲜血直流,昏迷了过去。醒来时,只见虎根坐在我身旁，一面轻轻抚摸着我的伤痕，一面低声咒骂着。
虎根见我醒来，俯下身子在我耳边说：“根生，到外面去讨饭，也比这里的日子好，我们想法逃出去吧！”我一听，高兴得忘记了疼痛，坐起来就想走。
正在这时，一个难童跑来告诉我们，说门口来了一辆军用卡车，还有几个国民党的士兵。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想去看一看。
走到门口，只见有十几个年龄较大的难童，正被押上军用车。事后我们听人说，他们是被国民党军队拉去顶壮丁，当炮灰的。
经过这件事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反动派收容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长大了去当炮灰，逃走的决心更坚定了。这天，虎根约了几个伙伴，商议逃走的办法，大家决定从后面的破庙里逃出去。
这天深夜，我们等管理人员熟睡以后，就悄悄地爬起来，到破庙里去。我们留两个人在门口放哨，其他的人便钻到神柜下，用小刀轻轻挖墙上的砖缝。
挖了很久，好容易才挖了一个小洞，探出洞口一看，天已亮了。因怕白天逃出去容易被人发觉，决定等到夜深后再走。
这一天，大家都装得和平时一样，可是心里很紧张，只要碰到管理人员朝我们瞥一眼，一颗心就不由得蹦跳起来。
挨到深夜，虎根轻轻唤了一声，大家就急忙爬起来，黑暗中，跟着他向破庙摸去。到了破庙里，虎根第一个爬出去，然后，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往外爬。
外面漆黑一片，因为心里害怕，我一逃出虎口，就没命地奔逃，不一会，就和虎根失散了。
我逃出以后，就流浪到西湖边，过着乞讨的生活。
可是反动派还不肯放过我们。逃出来后的第四天晚上，我正蜷缩在一家布店门前睡觉，忽然有人把我踢醒了。
我睁眼一看，身边站着个警察，正用手电筒对我浑身上下地照着，慢慢地那电光就停留在我衣服左上方的一个红色圆印上了。
那圆印上印着“育幼”两个字。警察一见，便不由分说，一把抓住我就往警察局拖。我拼命地挣扎着，叫喊着，但怎么也挣脱不了他的魔掌。
警察把我拖到警察局里，对一个巡官讲了几句，我这才知道，警察局是得到了育幼所的通知，正在搜捕我们这些逃出来的难童。
我在警察局里被关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那个警察便把我押回了孤儿院。
训育主任马上命令全体难童集合，叫人剥光我的衣服，把我掀倒在地上，用木棍狠狠地打我。
周围的孩子们都吓得捂住脸不敢看。不一会儿，我就痛得昏了过去。就这样，我又被关进了活地狱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我们是多么盼望有人来拯救啊！
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1949年5月，杭州解放了，党把我们这一群孤儿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。
人民政府给我们检查身体，有病的住院，体弱的疗养，个个换上了干净衣服和新鞋袜。
伙食也大大改善了。我还记得，第一次吃早饭，谁也不敢吃，以为弄错了，因为吃早饭是从来没有菜的呀！军管会的同志了解情况后，就笑着向我们解释。
睡觉也讲究得多了，每人一张床，还有放衣服的柜子，除了厚厚的被子，还有褥子，大家觉得太暖和了。
我们这些死里逃生的孩子，在党和毛主席的爱护培育下，茁壮地成长起来了。1949年底，杭州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，我是第一批队员之一。
小学毕业后，政府又送我上中学。1954年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
中学毕业以后，党又继续培养我，送我到北京工业学校学习。谁曾想到，像我这样一个孤苦的穷孩子，居然能到北京读书呢！
在北京时，我多么想念毛主席呀！每逢节日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时，我总是目不转睛地往天安门上看，只要一看见毛主席魁梧的身影，就浑身激荡着感激的暖流。嘴里轻轻地说：“感谢您呵！毛主席！
958年，我从北京工业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工厂里来工作，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，我在各方面都起了极大的变化。1960年，我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
就这样，我—一个几乎惨遭活埋的流浪儿，在党和毛主席的精心抚育下，成为一个年轻的技术员。可我永远忘不了与反动派的旧恨新仇，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！
王根生讲到这里，激动得再也讲不下去了。是啊，当我们今天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，要想一想这幸福是怎样得来的，千万不能忘记过去所受的苦难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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